日本新内阁正在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河野太郎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在9月24日宣布放弃印章制度，如非拥有特殊原因，政府机构的公文表格上不会再使用印章。上面是他在次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一句话。

  “完全同感”（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百分百支持”（ 数码化担当大臣平井卓也）、“希望更进一步推进无印章流程”（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政府各部门代表也对河野大臣的“脱章”宣言陆续表示赞同。

  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政策和想法。在上世纪90年代，自民党行政改革推进本部推出行政手续的电子化计划，但因为遭遇了相关行业的反对，又有几万民众以署名方式表示对印章文化的支持，该计划不得不中断。2018年初，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例行国会中提到的各种手续的“大幅简化”以及所有电子申请的“零附件”目标，还有同年政府发布的“数字化政府实行计划”也包括废除法人登记用印章的方案，结果也是因类似的原因迟迟没能实行。

  这次政府带头废弃印章制度，和之前有不同的一点是社会环境。从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年春季开始，不少企业采取在家办公，但还有部分公务员和上班族照样上班。有人说那主要是因为有些业务必须在文件上有盖章才可以进行，而盖章，就需要人在现场。根据日经BP综合研究所在今年四月对3000个日本上班族进行的调查，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身没有办法进行居家办公的原因是“因为工作与（需要盖章的）文件或发票有关”。仍未见终息的疫情引起了生活模式的根本改变，这又让日本民众重新思考印章文化，也让人们开始议论印章的存在意义。

  日本的印章到底是不是社会电子化进程中的绊脚石？从中国继承下来并根深蒂固的印章文化，就这么应该在社会的电子化进程中被淘汰？讨论这些要点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现代社会中的印章文化：

  据公益社会法人全日本印章业协会的统计，2018年的印章市场规模有17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8亿元），这相当于日本国内所有动漫制作公司的同年销售总额，在日本是非常可观的数字。支撑这一个市场规模的是官民双方的需求，出生证明、银行开户、结婚证书、设立公司、买房、立遗属等，人生各个阶段的重要文件都需要印章，它早在明治6年（1873年）的《太政官布告第239号》上被赋予法律上的约束力，在重要文件上若只有签名而没有印章，只是一纸空文。不过从总的来看，鉴于目前的民诉法等法律必须按印的文件其实不占多数，不管是私人或工作相关的合约，有署名即生效。只不过是因为有上述历史和社会习惯等因素，至今在日本不少人还有“正式文件该有印章”的逻辑。

  如今在日本印章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形式，私人印章目前在大概可分为三种，根据场合和对象需要不同的印章：

  “实印（jitsu-in）”一般刻上全名，是居民在当地地方政府（市町区村）进行“印章登记”用的印章，被看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证明，也是在日本信赖度最高的印章。“印章登记”之后即可向地方政府申请“印章登记证明书”，上面除了印影外，还有姓名、地址和年龄等个人隐私信息，设立公司或购房时一般都被要求提交该文件。实印的尺寸有规定，面积必须大于边长为8毫米的正方形，且小于边长为25毫米的正方形。虽然这么说，实际上实印并无另外的特别的规定，用批量生产的印章也能够实现印章登记手续，甚至与下述的“认印”能通用，不过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人恶意冒用的风险，大多数都会选择正规的印章店来制作实印。

  “认印（mitome-in）”是生活中使用度最高的印章，是指没有经过印章登记的个人印章，一般只刻姓氏，使用在收快递、学校考勤等非正式场合比较多。在日本的百元店也能买批量生产的印章，这些印章一般都是用来“认印”的。

  还有“银行印（ginkō-in）”，一般刻全名，是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开户或大额取款。这款印章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于是也有人以“实印”或“认印”替代“银行印”，不过这款印章一旦和存折一并落入他人手后，即便不是本人就能领取现金。因此从安全角度来看，还是把这三类分开使用，又分开保管比较合适。

  日本的印章在职场又发展成另一种样子，比如“职印”和“社印”。前者可分为两种，一个是律师、司法书士（司法代书人）等高等专门士所使用的印章，刻有“律师○○之印”等资格名称和个人姓名，必须向地方政府登记。还有一个“职印”是刻上企业名称以及“部长”、“课长”等职称的印章，或称为“役职印”，有的还会加个人姓名。“役职印”并不是特别需要登记，但在企业内部的重要文件上是不可缺的印章。“社印”是刻有企业名称的印章，算是一个企业的“认印”、无需登记，在财务、业务或人事方面最简单的合同或发票上都能够正常的使用。另，一家公司的印章除了“社印”还有设立法人时向法务局登记的“代表者印”，以及开设法人账户时使用的“法人银行印”以及刻上公司所在地和电话等信息的“住所印”等。

  这么看来，日本社会到现在还能养活15000多家的印章制造商和相关商铺，是能够理解的。同时能想象，他们面对河野大臣的“脱章”宣言时会多么困惑，因为在这么复杂而相当程度上被制度化的印章当中，他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到底哪一种是应该被取消的，或哪一类是可以留下的。

  “已经部分印章店的经营情况受了（政府这次宣言的）影响”，东京一家印章老铺“福岛印房”店主福岛惠一（Fukushima Kēichi）先生说道。

  福岛印房设立于明治25年（1892年），福岛惠一先生是第四代，他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于东京一家点心公司当业务，不久因为第三代的父亲生病，才决定回家继承家业。在自家边工作边学习，他十多年前考取了印章雕刻一级技能士的资格证，是日本厚生劳动大臣认可的一种国家资格，之后他与弟弟一起坚守这家百年老铺和传统技术。

  福岛印房位于东京都台东区、邻接上野公园的马路“昭和通”边上，离上野站走路五分钟距离。

  “脱章”宣言之后媒体对印章行业的关注度极高，作为全日本印章业协会的副会长，福岛先生这几周一个人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采访，显得特别忙。据他介绍，这几年的印章行情是“并不能说慢慢的变好，可谓是轻微下滑”。尤其是今年，因为疫情各种社会活动都被取消或延期，政府各机关也开始废除部分印章，印章店的收益并不能乐观。

  “以我的店为例，主要顾客是企业与公共机构，他们所使用的役职印是每年按人事变动都会换一批。接下来是个人所需的印章，比如孩子就业的时候家长给准备的实印和银行印。不过这次政府的说法有些潦草，会让大家误解以后所有的印章都不用了，这会直接影响到印章店的生意。其实也有人说，印章以后能发展到不一样的方向，比如年纪轻的人喜欢的动漫印章、给海外游客用的英文印章或藏书印等，但这类个人爱好范围内的商品，确实有部分固定的顾客层，但只算是一小部分，决不能依靠这些来做生意。日本的印章文化基于社会制度，没有了这个基础，这文化无法保留。我们（全日本印章业协会）昨天（10月15日）把一封意见书提交给政府，请对方要求以后关于印章的发言再谨慎一点，不要误导大家的印象，对方表示了理解。前几天河野大臣也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发了条信息，表示他个人是喜欢印章这个文化的，也并没有要废止所有印章的意思。”

  据福岛先生的介绍，整体的印章登记制度没有过大的变化，即将被废止的印章仅仅是目前“认印”所涵盖的范围内。

  “比如收发包裹，或表示你看过某文件时的确认用印章，这些场合大家都用批量生产的廉价印章。说到底这种印章是可有可无的，因为百元店都有卖，哪家的印章都一模一样，最后到底谁按的没法保证。其实我们店也有卖，也是一百日元，因为有需求。我们隔壁就有个邮局，有时候人家要开户却忘了带印章，他们在这里买个便宜的先登记一下。但这绝不是推荐的做法，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印章店也该反省，卖这种便宜又容易被冒用的印章，等于是给自己挖了个坑，只能让印章文化更加形式化。一旦形式化了，就像今天一样，大家会怀疑印章的根本存在意义。”

  大家讨论“脱章”时，经常被提起的替代方案有电子认证和署名。尤其是电子认证，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采用，但据福岛先生的说明，这些替代方案各有利弊。

  “第一是费用问题，譬如邮政银行，你想想它在全国两万多个窗口，给这些所有窗口重新安装电子认证设备，这笔费用谁来负担？一旦采用这种设备，还要为大家仔细说明怎么用，这得花不少功夫。还有国内就业者中占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若他们也需要采用电子认证设备，维持费需要每月至少几万日元，这给他们的负担也不小。再来是用户问题，咱们这一个国家老人多，也有没能购买电子设备的人，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缺少网络方面的知识，他们肯定会成为新制度中的落伍者。这会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利问题。然后西方国家采用的署名制度，那也并不代表签个名就能了事，自己的署名是要登记到政府机构的，正式场合还得花钱找公证人方可证明这确实是你写的。若要采用署名制度，等于是把社会结构和认证制度得重新建立起来。‘脱章’说到底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吗？从这个目标来看，这两种方案恐怕是本末倒置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印章的存在意义以及它的便利性。这个文化在日本社会里能够延续到现在，也是有原因的，它适合我们社会，社会制度也是有印章的前提来发展到现在的样子。目前的问题是，有一些文件确实不需要印章，比如‘认印’，太形式化了。该废止的就废止，然后把真正所需的印章保留下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供让人信服而可靠的印章。”

  关于印章的存废争议在日本还在持续，有的企业以“脱章”来显示出现代化风格，有的媒体一方面认可印章文化的可贵性，却几乎也确信它将会成为历史遗物。这次的疫情让日本显现出逃避已久的各种现实，其中显而易见的是电子化，与其他亚洲地区相比日本在这方面有许多漏洞和不足。加上对疫情的恐惧感，不少人对未来感到模糊不清、同时不能无视的焦虑，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也许“印章”就成了替罪羊。

  前一阵子我购买了一个小小的艺术作品，作者是刚出道的艺术家，价格也不高。相关流程透过简单的短信来往完成，最后把纸币递给对方了事。有一天我去他家拜访聊天，顺便要了张简单的纸条作为收据，他却马上开始准备正规的收据，写了交易明细、姓名、电话、地址和日期，最后拿出一个印章按上。虽然我是个门外汉，还是从印材、字体和篆刻技术上，看出来是特别用心的小玩意，问其来由，原来是他祖母生前给他准备的。以法律和效率两方面来看，这次收据上并不是特别需要按印，只要有署名即可。但多亏有了这个小小的印章，我能感觉出这位艺术家细致入微的性格、家庭教育风格以及有位老太太对其孙子抱有过的期望。若从此世上没有了印章，那么这样的小故事也不会再有。有人会在乎，有人不在乎。文化就这么可贵而脆弱的东西。

  福岛惠一（Fukushima Kēichi）：1973年生于东京都，印章老铺“福岛印房”第四代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