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印在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包括公章和私章两种。公章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用自己的名称制作的签名印章，私章则是自然人用自己的名字制作的签名印章。《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该规定看，盖章与签字具有同等效力，都是对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确认。对自然人而言，签字与加盖私章都由其自身完成，二者具有同等效力，一般不存在争议。但对公司而言则不然，因为公司是一个组织体，一定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其意志。而该自然人本身同时也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此情况下，确定该自然人的行为是其自身的行为还是代表公司从事的行为就至关重要。而仅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尚不足以区别某一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因此，只可以通过加盖公章来区别。就这一点而言，盖章具有签字所不具备的功能。自然人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表明该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应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应为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才对公司具备拥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对合同相对人来说，在合同书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其可以信赖公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做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实，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等问题，均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直接得到确认。可见，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故对于盖章行为的效力，不宜过分夸大。

  一是仅有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字，合同未加盖公章的，能否认定为是公司的行为？根据签字等同于盖章的规则，加之盖章问题的本质在于是否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故只要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是以公司名义而非自身名义签订合同的，就应认定为是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

  二是先在空白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后确定合同内容的，公章显示的公司应否作为合同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通常情况下，是先有合同条款后加盖公章，故加盖公章的行为除了表明是公司行为外，往往还有对合同条款予以确认的性质。但在空白合同上加盖公章，则是先加盖公章后有合同内容，此时务必要严格考察空白合同持有人与公司之间是不是具有代理关系，来综合认定合同效力是否及于公司。空白合同持有人确实具有代理权，或足以使交易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在空白合同上添加的合同条款效力及于公司。反之，仅仅根据持有盖章的空白合同这一事实，尚不足以认定其具有代理权，应按无权代理规则处理。

  三是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是否必须相匹配？公章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原则上，公章的种类要与文件的种类相匹配，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号陈某与国本建设有限公司、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具有特定用途的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应用限制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该观点总体上值得赞同，但还应进一步追根溯源。之所以不认可超出公章特定用途的盖章行为的效力，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反之，如果盖章之人确有代理权的，即便超出公章的应用限制范围，亦不宜认定合同无效。故公章须与文书种类相匹配的要求，也并非绝对。即便考虑此种要求，实务中仍需要仔细考虑交易习惯，尽可能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借款合同加盖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显然不太符合交易习惯，但如果加盖的是财务章，似亦在情理之中。故在匹配度的认定上，还要根据通常的交易观念予以从宽认定。

  当前，诚信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伪造、私刻的假公章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这一现象应引起业界的格外的重视。假公章是不能表征公司对某一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的公章，是伪造的、私刻的、废弃的公章。既然公章问题的实质是代表权或代理权问题，则考察假公章问题也应从加盖假公章的人的角度着手。盖假公章的人既有与公司无关的人，也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无关的人，本身就不能代表或代理公司签订合同，其加盖的假公章自然不对公司具备拥有约束力。在我国当前的法制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要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的行为，其后果原则上均由公司承受。故即使其加盖的是假公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签字，就要由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承担对应的法律后果。值得探讨的是代理人（包括职务代理和个别代理），只要有证据证明其确实是以代理人身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也同样应由公司承担不利后果。

  司法实践中，公司通常以涉案的某一枚公章是假公章且与备案公章不符为由提出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抗辩。公章的备案既有公安机关的备案，也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就民商事审判来说，更多地涉及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问题。公司使用备案过的公章，即便该公章实际上已经废弃不用了，只要合同相对人信赖该枚公章仍在使用的，法律就要保护此种信赖。但要求相对人在任何交易活动中都去核查公章的真伪，是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的，因此合同相对人不应负有审核某一公章是否为备案公章的义务，故在公司使用备案公章以外的其他公章场合，法院不能以相对人未尽审核义务为由，就认定公司的该枚公章为假公章，除非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枚公章确实是伪造的、废弃不用的公章。当然，相对人也能够最终靠举证证明公司使用的该枚备案公章以外的公章，曾在此前的交易中使用过等事实，证明该枚公章就是公司的公章。与公章备案相似的是预留印鉴。所谓预留印鉴是指存款人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时留存的、凭以办理款项支付结算的权利证明，也是开户银行收付结算的审核依据。预留印鉴约束的对象主要是银行，对交易当事人并无拘束力。在存款人预留印鉴的情况下，银行未尽审核义务，因向他人付款导致存款人损失的，应根据约定承担继续付款责任。

  假公章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借助举证责任的分配予以解决。通常是公章显示的公司以加盖在合同书上的某一枚公章是假为由提出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抗辩，此时应由该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可通过申请鉴定、比对备案公章等方式来进行举证。公司举证后，合同相对人可通过举证证明盖章之人有代表权（如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代理权（职务代理、个别代理）或其有合理理由相信盖章之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等事实，从而主张根据相关规则认定合同对公司有效。此时，公司只可以通过举证证明交易相对人为恶意相对人来否定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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